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升值周期”,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

盛松成对话管涛: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升值周期”,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二月五日至七日,凤凰网财经峰会在…

盛松成对话管涛: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升值周期”,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
十二月五日至七日,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峰会以”破局与新生”为主题,来自政商领域的梁振英、尚福林、殷勇、李扬、宋志平等嘉宾出席了会议。
全球经济正经历百年未变的大变局,中国经济正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双循环发展格局正在形成,金融开放进入深水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在12月7日的发布会上,凤凰网财经总监张涛力邀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和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就人民币汇率、资本项目开放等多个备受关注的议题展开了连线对话。
一致认为人民币没有“升值周期”
自今年五月底以来,人民币一直在震荡上扬,而在过去半个多月里,人民币已基本徘徊于6.5的位置,离6.4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用它来计算帐面价值,10万美元的换算比半年前的大约少花6.9万元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有很多,如经济基本面的恢复,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中美博弈的情况,美元指数的走势等。一些人认为人民币汇率进入“升值周期”,另一些人则认为利空出尽,拐点即将到来。谁也不能绝对准确地预测市场。但是,在“升值周期”的背景下,学界从十月份就已开始探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盛松成和管涛都不赞成“升值周期”的说法,他们都认为,以经济周期的定义来界定汇率表现是不合适的。但是管涛认为,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而盛松成认为,人民币长期乃至中长期都是升值的趋势。
盛松成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管涛认为,货币走强并不意味着汇率走强。
两人都认为,人民币短期升值趋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弊有利。“升值不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盛松成说,这是最表象的现象,也有更深层的问题;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净出口占 GDP的比重应该减少。管涛还表示,从民间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减轻我国对外净债务负担。
争论:资本项目开放的时机
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资本管制制度面临着进一步开放的客观要求。这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好时机吗?以前学术界对此也产生过不少争论,盛松成和管涛与凤凰的对话也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
盛松成认为,是时候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了,这是比较好的时机。管涛则认为,当前国内国际不确定因素较多,低利率、全球范围的宽幅流动性可能加剧资本流冲击的风险,加上中国目前开放的程度与国际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盛松成一直强调,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都要协调推进,成熟一个,推进一个,而不能一刀切。与此同时,盛松成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对汇率弹性做出较大调整或改革。由于现在已经“基本实现了清洁浮动”,市场从未触及目前2%的波动上限。
两家公司均对短期资金快速流入表示担忧。盛松成强调指出,鼓励进入的资金应是长期资金,无论是留在金融市场还是流向实体经济。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如冰岛曾在2016年对部分外资流入征收高达75%的无息储备金,而韩国则从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性外汇负债进行宏观审慎管理。
此外,管涛也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限制政策可能引发市场风险。为了应对热钱流入和本币升值带来的冲击,泰国于2006年12月宣布对短期资本征收无息存款准备金,但该政策宣布后的第二天,泰国股市大幅下挫,并于当晚被泰政府取消。
针对这一情况,盛松成表示,从一开始就设定高门槛,而不是一开始就降低门槛,出现危机后再提高门槛。盛松成表示:“我们不能因担心风险而缩手缩脚,过于谨慎或说该推进什么就推进什么。
问题:中资企业的全球投资能力
”盛松成强调,“资本账户真正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即不仅要鼓励进入,还要在一定条件下允许进入。他认为,一方面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西方高科技企业倒闭较多,投资海外企业,助推内循环也有帮助。
与此同时,盛松成还表示,在美联储大规模放水的背景下,全球资金流向美元时,我们应更加谨慎,将部分“走出去”抵消为“进来”。
而管涛则从历史经验出发,对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全球配置和控制风险的能力提出了质疑。
“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对外投资亏损案例,实际上都是幼稚的。
此前的政策也支持了企业的海外并购,将外汇储备转变为战略物资储备。管涛引述麦肯锡报告称,2005年至2015年,几乎十年间,所谓海外战略物资投资,即能源并购项目,亏损面巨大,亏损数额巨大。
管涛还提醒说,如果现在开放一些对外投资渠道,未来新市反转之后,资本可能全部集中外流。另外,管涛提出,要警惕海外投资的风险,警惕资金链断裂对国内市场的传导。
但是盛松成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和海外投资风险是两码事。假如说投资风险,国内投资也很多,就像最近我们的公债大爆炸一样,国内投资能不能不用呢?在海外投资一定要谨慎,但这与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是两码事。
盛松成认为,允许企业投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教育,或者在审查时要求必须是对实体经济的投资,而不是投机和冒险。
下面是对话实录:
张涛:从去年到今年初,有一段时间大家都特别担心人民币贬值的问题,但五、六月份以来,人民币开始转向,迅速升值。如此迅速升值是短期现象还是长期现象?是否已进入所谓的升值周期?
管涛:首先谈到人民币近期的升值,我认为是正常的双向波动,很难说进入了所谓的新周期。怎么会这样?首先,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累计幅度,这次升值的幅度都相对有限。自汇改以来,我们最后一次升值是在2017年初至2018年3月底,在过去15个月中累计上涨了10%,而这一次在11月的6个月中上涨了9%,至少我们没有将上次的升值周期视为一个循环。
受此次暴发的影响,今年全球经济大幅震荡,年初至今, IMF公布的8种储备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加元、瑞郎、澳大利亚元、人民币)中,人民币中间价的最大振幅为8种货币中的最后一位,而收盘价的最大振幅为倒数第二位。人民币是否已进入新周期,这是否意味着其他几种货币也都已进入新周期,这值得商榷,要看你如何定义周期,这的确是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对于汇率周期没有统一的定义,所以见仁见智。
那么,我为什么不把现在看作一个新的周期?刚才主持人说到,五月之前,大家对人民币汇率还是很担心的,认为人民币有可能进一步贬值,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所谓的让人民币升值的基本面原因,其实是在四月之后发生的,但是当时人民币还在继续贬值,到五月底,又跌到了12年来的最低点。直到九月之后,人民币才开始升值,有人开始谈论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的浪潮并不取决于基本面的好坏,而是取决于市场的判断。
因为我国经济韧性强,底气足,所以人民币汇率没有出现大幅贬值的基础,但受内外不确定因素影响,有波动的可能。别国明年复产后,我国订单转口效应将消退,防疫物资的需求将减少。在此背景下,出口能否保持超预期的快速增长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盛松成:管涛老师认为没有升值周期,我也同意。由于所谓的周期也就是有一个较长的时期是上扬的,然后又会回落,这是经济周期的概念。因此我用周期来描述人民币升值,是不恰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人民币在长期乃至中长期都有升值的趋势。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汇率首先取决于经济——一个国家的经济只要发展良好,从长期来看,汇率也一定会长期升值。事实上,我们已经明显感受到,我国经济不仅是疫情恢复比其他国家快,而且长期发展好,如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共识,不仅是中国的共识,也是世界的共识。
二是从购买力评估的角度确定长期汇率。在购买力评估方面,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不仅现在被低估了,过去也一样。在此,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质量,出口贸易由低端向中端,甚至高端转移,都会对汇率产生重大影响。
三是金融体制。我国重视双向开放,采取负面清单方式,欢迎各国金融机构到中国来投资,这实际上也有利于人民币长期升值的趋势。
四是人民币国际化。在这一年,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人民币国际化都需要强势,在成为世界货币的过程中,人民币实际上是强势货币,否则它们就不会成为世界货币。
张涛:我们注意到,很多国际投行都预测明年人民币兑美元可能会达到6.2或6.3的水平,我们想知道二位是否有预测?
管涛:人民币汇率在1994年并轨后是有管理的浮动,所以它没有真正的市场主位性、支撑性,所以这一点是动态调整的。许多机构都是在汇率上冲下台阶,突破一个关口,再调整一个预期,其实这样的预期对市场并没有什么指导作用,都是随行就市。
盛松成:有人预测6.2,6.3,也有人预测6.3。管涛老师刚才说他不能预测,我也不能预测,这种预测意义不大。您的预测是对的,那又如何?但长期来看,汇率上涨的趋势基本上无法阻止。
张涛:这样的人民币升值现象,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该如何应对呢?
管涛:人民币近期快速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是利弊得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易纲行长多次强调“发挥汇率稳定作用,促进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平衡”。稳定器作用是什么?即在中央银行不干预的情况下,经常项目出现盈余,资本项目出现逆差,汇率出现调节,资本流动出现量出。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当然不取决于人民币的升值或贬值,而取决于经常账户收支情况,而这是一个稳定因素。盛总常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任何汇率选择都有利有弊,在汇率市场化的情况下,最大的问题是容易出现超调,这一点值得关注。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两种力量影响汇率:一种是金融力量,另一种是实体经济力量。在财政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净债权国,也就是外国资产大于债务,但是,它的30万亿国际储备资产(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是官方的。这一块若要去掉,民间对外资

产并不多。所以从民间部门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我们的对外净负债的负担。

那么中国怎么应对呢?有三个方面。

第一,要相信市场,让汇率发挥调节器、稳定器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地深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三,要进一步的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通过一些手段为市场提供汇率避险的工具,以对冲汇率风险。

在汇率越来越灵活、有弹性的情况下,没有只涨不跌、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货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0月人民币是第五个月继续升值,但市场并没有出现追涨杀跌的情况。市场的售汇结汇的意愿是下降的,相反购汇的动机在增强,而且市场的汇率预期趋于收敛。大家可能会奇怪,人民币升得快不意味着升值压力大,升值预期强吗?但市场机制恰恰是因为汇率波动大以后,及时释放了升值的压力,避免了预期的积累。

今年前5个月人民币贬值,6月份以后开始升值,先抑后扬这种走势对市场又是一次生动的汇率风险教育。企业对于这种走势,需要采取主动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坚持低买高卖的原则避免追涨杀跌;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建立严格的财务纪律,管理好汇率敞口货币错配,主动增强汇率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应对汇率的波动,只有经济金融体系健康,才能够充分享受汇率浮动和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

盛松成:在升值的过程当中,有弊有利。升值对于出口是不利的,对进口是有利的,这是最表面的现象,里面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认为确实应该减少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的占比。双循环的战略定位实际上也说明了应该以内需为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升值带来了出口规模下降或增速下降,未必是坏事–它对进口一定是有利的。

但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尽管我们也在创新和升级,但现在世界高端产品主要还是在西方主要国家,我们仍然需要国外的先进的技术、资源。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民币升值未必是坏事,进口的增加并不是坏事。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最好能够避免短期的大幅升值。汇率双向波动是既定的方针,但是短期大幅的升值可能不是很有利。外贸企业更喜欢汇率平稳,只有这样才能不分心地去做企业。

正因为这样,最近我们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10月12号开始,把远期社会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到0%;二是将中间价的逆周期调节因子淡出使用。这两个方法用得非常好,一方面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减少了政府干预痕迹。另一方面,对我们防止目前短期的人民币快速升值非常地有利。

但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理解,我认为应该有所纠正。远期社会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从20%下调到0%,不等于我们放弃了这个工具,如果以后有需要,还可以上调。还有中间价的逆周期调节因子也是,”淡出使用”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逐渐地不使用或者目前不使用,但是需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把它拿出来。我始终认为,国家对汇率的平稳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不能说政府一点都不干预。

张涛:今年八月份以来,盛老师也多次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我注意到管涛老师也是对个问题有一定的研究。究竟现在是不是资本账户开放的好时机?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开放?请两位老师来做一个深入探讨。

盛松成:以前讲资本账户开放,大部分的理解都是比较单项的,就是走进来。我们最近出的系列方针,也主要是对于进来的。但我认为资本账户真正的开放应该是双向开放,也就是说不仅是应该鼓励进来,在一定条件下也还可以走出去。

811汇改以后,由于人民币汇率的贬值,资本流出压力增加,我们对于资本流出管制确实是比较严格的。举个例子,以前对外直接投资,五千万元以下的都不需要报批,但是后来,这个五千万元就变成了五百万元。我认为这在当时是合适的,但现在情况变了,可以有所改革了。不少企业家都和我反映过这样的问题,比如,报批流程耽误了对外资源和能源的并购。

今年以来,由于疫情西方国家企业破产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破产比较多,我认为正是出去收购高新技术企业的良好的时机,也可以避免脱钩。可是我们目前面临着”两头卡”的情况,不利于我们”走出去”。

商务数据显示,十月份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8.4%,达到了118.3亿美元,连续7个月实现了同比增长,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按照外汇局披露的初步数据,第三季度外来的证券投资净流入也超过七百亿美元;对外方投资是是三百亿美元。那么这么算下来以后,资本净流入大概是四百亿美元。我认为,资本净流入如果是以FDI,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是欢迎的,但现在我们要防止短期投资资金的流入。

同时我认为如果我们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推进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有两大长远的影响:一个是有利于消除跨国公司对资金进出的疑虑;第二是有利于我国主导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尤其是服务贸易自由化。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资本账户开放与防范资本流动风险,实际上并不矛盾的。因为资本账户的开放是自主性的,而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防范是短期的措施性的。

我们能有哪些办法呢?很多西方国家的做法可以供我们参考。比如,针对短期资本流入非常快的情况,冰岛曾经在2016年,对部分流入外资收取高达75%无息准备金,;韩国在2011年开始对银行非存款外汇负债收取宏观审慎税,这个税率设计比较精妙,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

我认为现在应该是资本账户双向开放,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比较好的时间窗口。当然对风险管控也是需要的。我们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投向高新技术企业,而不是让他们拿钱去炒房地产,购买高档艺术品等。

管涛: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业界,不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对于金融开放人民币国际化有不同的看法。我补充一些视角和观点。

首先,盛老师之前说到,强势的货币有利于支持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利于本币走出去,这一点我同意;我提出另一个视角,强势的货币不等于汇率升值。

另外,中国在打造强势人民币政策上,各方面的条件也在逐步完善、具备。一是加快构建大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为中国可持续的开放、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逐渐明确了宏观政策对内平衡优先,特别是货币政策。2017年后随着人民币的回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明显的增强了,央行基本退出了外国市场的常态干预,对内平衡优先为进一步推动开放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三,汇改以来中国不断完善市场化的汇率新增机制,汇率的灵活性、弹性明显增强,为坚持对内平衡优先的政策创造了条件。2018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多次承压、破7,但是央行仍然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同样不管是央行还是外国管理部门,再也没有启用资本外汇管制手段,而是用宏观审慎的措施来套节跨境资本流动。

第四,这一次疫情应对,其他主要经济体采取了空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措施,大水漫灌,但是中国坚持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所以我认为将来要打造一个强势的人民币政策,要保持战略定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来推动扩大开放、人民币国际化。

但我们的内外部还有很多不确定与不稳定的因素,在疫情大流行的环境下,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宽流动性有可能会加剧资本流动冲击的风险。加上目前开放的程度和国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们的资本市场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去不断的完善,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改革。还有宏观经济治理要不断的完善,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这些对于进一步开放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和开放结合在一起,同步推进协调好。

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试点以来,只要是外汇能做的,人民币基本都可以做,不存在政策上的障碍。那么根本上取决于什么?就是人民币是一个新兴的国际化货币,所以要有市场的认可和接受,有市场需求培育的过程,所以要低调、务实的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不论是稳慎的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稳慎的推动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都不影响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创造条件,稳步实施推进相关的进程。我们要把这种可持续、稳定的开放变成基本共识,这才有助于稳定市场的信心,吸引中长期的资本流动。

实际上最近开放的很多金融市场的工具,都是典型的国际短期资本,不论是股票投资,还是债券投资。因为只要在二级市场上可以变现,就随时都可以换成人民币,然后再换成外汇。

盛松成:刚才管涛老师讲到,我们首先要做好国内的事情,才有利于我们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长期以来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利率、汇率、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是协调推进,成熟一项、推进一项。

有一种理论叫”先内后外”,必须利率市场化完全实现了,然后才是人民币国际化、本地国际化。我认为在我们中国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也没有必要。在十四五规划里面也用到了”协调”两个字,放到金融市场方面,也要”协调”对内开放、金融改革与开放相互的关系。

另外,现在大家还在讨论的,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是不是还需要做比较大的调整或者改革。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清洁浮动,常态化的干预实际上已经退出了。

之所以说”基本实现清洁浮动”,是因为完全的清洁浮对要求很高,我们现在2%的波幅,完全的清洁浮动汇率制度,要求可达到10%。但我们没必要再做大的调整,因为本来就没碰触到(最高波幅约1.5%),如果轻易动了这一要求反而可能把金融市场的预期搞乱了。

对于汇率的弹性,我认为是一分为二的。汇率弹性增强,对于国内货币政策,对于资本流动,它是有利的;但是汇率真的短期内大幅波动其实不利的。我不但赞成”增强汇率弹性”这种提法。我认为,汇率弹性增强应该倒过来,不是中央银行有意的要去增强,而应该是由市场来决定是不是需要增,它这个汇率上下波动是多少。

我所谓的双向开放,指的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就是ODI,鼓励企业去收购高新技术和资源、能源,因为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期,一方面我们国内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破产较多,也需要资金。出境投资高新技术实际上对我们国内的内循环也是有帮助的。既然要双循环,那么资金也应该是双循环,如果资金单循环,只能进不能出,进来容易出去非常困难,这个对双循环非常不利。

张涛:总的来说,管老师觉得资本账户开放要稳健一些,盛老师觉得现在就是好时机了。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什么?

盛松成:我和管涛老师刚才都提到了,我们要非常警惕短期投资资金。

我刚才特别强调了,我们鼓励的进来的资金应该是长期资金。长期资金是说它是长期留在国内的,不管是留在金融市场还是投向实体经济。即便投资我们金融市场,投资我们股票、债券是中长期的,那么实际上也是间接的支持了我们的实体经济。

短期的投资资金还有一点非常麻烦,就是很可能会扰乱我们国内的金融市场,引起不正确预期,甚至羊群效应,这方面的风险我应该充分考虑到,而不是门槛放得越低越好,进来的资金越多越好。

管涛:刚才盛老师说要对资本流入进行一些调节。我提供一个案例,2006年泰国为应对热钱流入、本币升值的冲击,在当年12月份宣布对短期资本征收无息存款准备,但是这个政策宣布第二天泰国股市大跌,当天晚上泰政府就取消这个政策。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很多政策得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考虑,所以在设计一些政策的时候,得有通盘考虑。

现在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一种说法是扩大资本流出。我同意盛老师提到的,支持有条件的、符合产业方向和以循环需要的企业海外并购,对于一些不当的投资,对实体经济、对国际竞争力没有帮助的,还是要予以限制进行规范。

有一方面盛老师刚才没有谈到,就是也有人建议扩大其他方面的投资渠道。但我们要小心,要不要扩大对外投资渠道,实际上不简单是取决于国际收支形势,还有其他很多配套条件。我们的市场主体有没有能力拿钱进行全球配置,应对全球投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些年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对外投资损失案例都是幼稚的。而且关键是如果我们没有设计好的一个通盘考虑。如果现在开放一些对外投资渠道,将来在新市逆转以后,可能都会变成我们资本集中流出的渠道。这在811汇改后有过教训。

第三,前面讲的金融开放的问题。对于我们改革派、市场派来说,如果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对方开放,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保证尽量避免出现失误,特别是不要犯一些颠覆性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有助于积小胜为大胜,凝聚改革共识,避免操之过急走回头路。

盛松成:中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战略高度的考虑:不是不推进,而是在具体的推进方法措施上要深入的研究,要借鉴历史和国际、国内的经验;但是对外开放、稳慎推进,这些一定是我们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在这方面,我跟管涛老师应该说是基本观点都一致的。

只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不能因为担心风险而缩手缩脚,太谨慎或者说应该推进的而不推进。为什么?我说有的时候改革是有时机的,过了时机也就没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的。举个例子,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在经济不那么热,大家不用抢存款的时候开放的,没有出现大的存款利率波动;但如果情况相反时期,存款利率可能立刻大由上涨,这就叫做窗口期。

为什么特别强调现在是资本账户开放的有利时机?我没有用窗口期,有利时机,因为就从目前的国际、国内的大环境,包括疫情的冲击、国内外经济的情况、国外企业的破产等,这些正好是我们双向开放比较有益的时机。

我同意管涛老师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采取了一些开放的措施,如果是碰到危机,再往后缩是不可取的。但是,我说的开放门槛不要太低,是从现在就要太低,不是现在放低门槛、出现危机了再提高。

另外,现在全世界大放水,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3.7万亿美元扩张到7.2万亿美元,当然美元可以全世界流动,对它非常有利,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比较小心,用”走出去”来抵销一部分它的”走进来”,当然走进来也要设置门槛。

管涛:我刚才确定了一下,盛老师所说的”500万约束”作为一次性的措施已经取消了,所以能不能走出去,根本上不是政治上的约束,主要还是企业有没有能力把它配置出去。

我们知道2015年以前我们曾经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的双顺差,还有汇率的升值,那个时候我们也说支持企业海外并购,把外汇储备变成战略物资储备。但是据麦肯锡的调查,2005年到2015年将近十年时间,所谓这些海外战略物资的投资,就是能源并购项目,可能亏损面特别大,亏损额也很大。所以说有没有这个能力不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国际收支形势和资本项目开放。

资本账户开放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制度是中性的,不能指望它通来解决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问题。所以这个中央提出来要坚持系统观念,要有通盘考虑,不能每个部门就自己的事谈自己的,得跟其他部门协调。

盛松成:首先麦肯锡的统计是否全面、准确,应该打个问号。其次,企业走出去后亏损,和我们资本账户双向开放、允许它走出去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允许他走出去,它再亏损了,那是它自己的事情。不能说我们不允许它走出去,也就不存在亏损不亏损的问题。第三,走出去还有一个风险和分类的问题,是谁走出去?走出去做什么?如果有亏损,亏损以后总结经验,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

管涛: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说所谓的”窗口期”是不成立的。这企业能不能够走出去,有没有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跟外国形势好不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历史经验来看,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刚开放的时候,突然拥有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条件,就大举对外扩张,缺乏风控能力,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

我们还是应该头脑冷静,并不是说不可以开放,而是要想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尽量的趋利避害。既要抓住机遇,又要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国际经验来看,海外投资损失了不是一个简单的海外投资损失,有时候会对国内产生传染效应。比如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是大量海外负债造成了国内债务危机。同样地,不少大的中资房地产发行高收益美元债,将来一旦债务链出现问题,也会传染到境内来。最怕的就是没有充分估计风险,就大胆决策,有时候可能变成了冒险。

盛松成:我觉得实际上我的观点和管涛老师的观点基本一致,并没有大的矛盾,因为我强调的现在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并不是不要风险管理。

另外,如果说投资风险,国内投资也很多,比如最近我们债券爆雷那么多,那是不是国内投资就可以不要了?当然对国外投资要更谨慎,但这个和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是两回事。

你允许企业投资,同时又要教育它,或者说我们审查的时候要求必须是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而不是去搞投机,不是去搞冒险。所以我认为,投资怎么投,和资本账户开放是两回事,不应该混在一起。

管涛:关键取决于我支持资本账户双向开放,本身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双向开放。只不过是这个开放到什么程度,肯定有很多约束条件,而不是完成式的、完全自由的双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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